杏耀注册:实际上这是可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对手,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冠状病毒。

  反复在烧,发热发烧,浑身酸痛。

  这个病起病很隐匿,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得这个病。

  逆行,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战“疫”。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我们是从12月底到现在没有一天休息的。

  不过是一群普通人,白衣执甲,化身战士。

  不怕是不可能的,人之常情。他们已经累到忘记了怕。

  几十万的(咽拭子)标本要采集。每一个标本护士都面对被感染这样的一个风险。

  迎战、阻击,硬拼、不退。

  不能退啊。如果我们都退了,还能指望谁?

  我们要保卫我们的武汉,保卫武汉人民。

  武汉市肺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陈军:战士要出征了,这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病毒躲在暗处,你看不见它,但是你能感受到它。

  阻击战,首先是一场残酷的遭遇战。

  1月22日,武汉市第五医院,涌入了1700多位发热患者。这是建院97年来的最高纪录。

  这家医院前一天刚被划定为武汉市首批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武汉市第五医院导诊台护士长 钟家莉:是我上班二十几年来见过的医院的“春运”。我们的医生就是坐在那里不停地看、不停地看,头都抬不起来。

  27例,这是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首次公布的病毒性肺炎病例。一个月后,全国范围,这个数字迅速增长了四百多倍。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湖北、武汉。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赵建平:病人增长很快的情况下,当时是非常忧虑的,因为就是不知道当时病人这个情况我们到底能不能控制。

  重症医学科主任胡明接到了救治任务。他所在的武汉市肺科医院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两家定点医院之一。那时候,还没有“新冠肺炎”这个名称,救治也只能从零开始摸索。

  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胡明:SARS或者是禽流感的时候,很快就知道,我这个病人必须气管插管了,必须上呼吸机了;不做,会死亡率多少。但是这个谁都不知道。

  十多年来,胡明处理过SARS、H7N9等疫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然而这回,一次次的治疗反馈却与他的推测大相径庭。

  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胡明:焦虑,那肯定有点焦虑,这是一个新的病毒,它不管是从它的发病机理到它对人体损伤的程度、疾病病程变化的过程、最终的病理结果、对人最终的影响,这些东西现在还是未知的。

  病毒快速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医务工作者用毕生所学,挑战生命关卡。

  心跳没有了,颈动脉搏动没有了。再推一支,再来一支 ,再来一支肾上腺素,过一分钟推一支。

  并非所有时候,他们都能抢赢这一步。一些经历过多轮抢救的病人,最终不幸离世。

  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遭受到新冠病毒侵袭。

  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胡明:影像加重了,是影像加重了,还是症状加重了?症状呢?还在烧是吧?

  作为最早一批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生,胡明经常接到同行电话,咨询诊疗方法。而这一次,见惯生死的他,掉眼泪了。

  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胡明:大家都在同一个战壕里面战斗,突然一下他说不行了,显然情绪上,一下很难来接受。

  泪水是为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同行而流,战士有泪不轻弹。

  泪涌处,知生死。

  遭遇战、阻击战初期,战斗减员尤为惨烈。

  在湖北、武汉,3000余名本地医务工作者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多位以身殉职。

  牺牲医生江学庆的同事:他太忙了,他女儿有时候找他,你知道都是在哪里找他吗?是去门诊找他。

  牺牲医生夏思思的母亲:她跟我说她还想再能够上一线的。

  牺牲医生彭银华的同事:我还跟他约定来着,说疫情过去,我们还要参加他的婚礼。

  人们为这些平凡英雄的离去扼腕痛心。

  斯人已逝,战斗仍在继续。

  武汉中学生 陈琪方:当我得知我年迈的外公也在前线时,眼眶早已通红。还有我的妈妈。

  “我把妈妈借给你”,这是武汉高中生陈琪方写给患者的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鼓励患者与病魔抗争,也给自己的外公和妈妈加油。

  她的妈妈刘凡,在儿童呼吸及免疫系统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主动承担起临床救治新冠患儿的工作。

  武汉儿童医院医生 刘凡: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这个国家跟社会是我们大家的、集体的。去维护他们,这是我们的职责。

  陈琪方已经很多天没见到妈妈回家了,只能通过视频问候一下。往往发过去一句问候,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收到妈妈的回复。

  琪方的外公刘敦礼今年73岁,是长江医院退休后返聘的老专家,一位工作了52年的内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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